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冒着国民党军猛烈炮火，强度长江大获全胜。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皇朝反动统治的覆灭。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准备解放全国最大的都市——上海。

解放军渡江以前，中共上海北郊吴淞分区委曾经要求杨行党支部全体地下党员，分成通讯、向导、爆破三个组，北侧太仓一带，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指示传达后，同志们立刻行动，待命出发。是年三月，北郊分区委派委员周文海同志来杨行，传达分区委新的指示：改变北撤太仓的决定为：争取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坚持当地的对敌斗争继续收集敌军的军、政活动情报和敌军构筑碉堡工程平面和立体图纸等等。

根据中央北郊分区委新的决定，党支部召开部分党员骨干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一致认为：要做到公开合法，必须把已经解散了的地方自卫团恢复并利用起来，组成实际上在我党领导下的自卫团。对外的理由是：在上海北郊，战争即将打响的情况下为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居民群众安全和撤离避难。周文海同志也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设想。经中共北郊分区委同意后，随即着手组建。名称为“杨行镇农商自卫队”。为避免敌方猜疑，必须选择有一定影响的党外人士出头，担任“农商自卫队”队长一职。经党支部研究认为，泰昌花行老板严友兰担当队长为宜。经泰昌花行股东之一宗洪根（中共地下党员）同志多次做严的工作，严终于同意出任“农商自卫队”队长之职。接着由严友兰和陆亚平（地下党负责人）向杨行镇镇长郁受之陈述和要求恢复和重建自卫队的理由并声称这也是作为一镇之长应有的职责。郁受之考虑后答应了两人的要求，但表示现在已是战事状态，地方上有大批驻军，已经属“军管”性质，由他向国民党驻军团部报告备案。不久国民党7063部队团部同意了郁的请求。从此，杨行镇“农商自卫队”正式成立，队部办公处就在泰昌花行内。在地下党员分头动员各自己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情况下，共计自卫队员人数二十七人，其中地下党员八名。

“农商自卫队”的成立，给了中国地下党杨行党支部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敌军军营地区，创造了继续进行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是由地下党员汪逢昌，通过社会关系打入敌军构筑上海北郊碉堡工程指挥部，智取了这一地区的碉堡工程（绝密）图纸，为我解放军进攻敌军碉堡群“有的放矢”获得必胜；二是继续策反、支助国民党士兵逃跑，使敌军军心涣散，临战动摇；三是逃避了被国民党军队抽（壮）丁、拉（民）夫之危；四是组织群众安全撤离战火之地。正当我们队敌斗争取得很好成绩之时，事实上，危机也在不断发展、加深。五月初‘敌军团部派上尉副官高炎以督导“农商自卫队”为名，意欲监视控制自卫队。同时还派出“便衣人员”在自卫队周边，日夜进行监视自卫队员的一切动向。五月七日，据党外积极分子杨友生反映，敌军团部政工室已派特工人员追查周文海同志（周以宗洪根表弟的身份居住在泰昌花行）。地下党支部感到情况已经很危急，周必须立即撤离杨行，以免发生意外。处在宝山杨行周边地区已经被敌军封锁，我们利用“农商自卫队”的通行证，由我和赵有恒、宗洪根同志护送周文海同志安全离境。周临走时向党支部交代：“当前形势紧急，支部要密切注意敌人动向；要随机应变，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必要时撤离杨行到上海，我会设法接应。”

五月十日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敌军团部对“农商自卫队”由监控突变为监管。五月十一日，敌军团部副官高炎对自卫队员训话：“自卫队要配合军队保卫地方，不得外逃，否则就地枪毙。”接着将自卫队队员分批交给敌军队士兵监管起来。此时大家都意识到敌军已把自卫队员当作“壮丁”。在此情况下，地下党员同志一致认为必须粉碎敌人阴谋。唯一上策，就是按照周文海同志临走时的交待，设法脱离敌军的控制。

五月三十日清晨，趁监管我们的敌军士兵上街洗劫商户财物之机，我立即带领朱敦兆、朱育莲、张志刚、陈洪兰等六名自卫队员，设法摆脱监控。由于杨行周边地区已军事封锁，特别是（西）刘行（北）罗店、月浦一带战争前线，已被敌军“坚壁清野”，许多村庄被拆毁，庄家被毁掉。在这一地区，只要见一个动物，敌军就举枪射击。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格杀不论”。所以，我们的唯一出路，只能“闯”“后方”的吴淞、江湾一带。这些地区虽然也早已被敌军封锁，但没有前线那么严重。我们在“农商自卫队”部队找到两套自卫队服和一张红色的“值日”臂章，又弄到三颗美制手榴弹。我让大家装扮成部队采购人员去吴淞采购物品。我和朱敦兆把两套(沾满泥巴)自卫队服穿在身上，我套上了“值日”臂章，让朱育连肩扛一条扁担，扁担上扣了一条麻绳，还有一人手拿两条麻袋。三颗手榴弹（是我们手中的重要武器），由我挂在腰间的武装带上，必要时与敌人拼死一搏，同归于尽。我要大家一切听我指挥，如果遭遇敌军问话，由我一人回答，大家一定要镇静，千万别露惊慌之色。公路上尽是敌军的军车和坦克，此路绝不能走，我们选择去吴淞方向的农村小路。在离“泰兴桥”敌军封锁口二十余米，见桥堍有四名敌军据守。在我们靠近桥堍时，为首的敌军发问了“哪一部分的”，我答：“农商自卫队”。又问：“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我答：“从前线来，到吴淞去。”敌军再问：“干什么去？”答：“采购食品。”此时，我们已走近敌军身边。由于近日每天下雨，我们身上都沾满了泥巴，身上还有手榴弹，神情比较严肃。敌军岗哨见此情景，也有些紧张。问话的家伙顺口说：“兄弟们辛苦了。”并示意士兵移开了封锁桥面的铁丝网路障。我们就这样冒险、机智地闯过了封锁线。下午，我们到达了上海徐家汇，这里是杨行居民避难的地方。十四日，我去闸北天潼路孙彬裴家（地下党联络点），找到了陆亚平。次日，我俩在广元路育莘小学联系上了周文海同志。当他知道“农商自卫队”全体人员摆脱了敌军监管的消息，十分高兴，组织上为同志们脱险而庆幸。此时，育莘小学由于战争状态，学生都已放假。小学校成了北郊分区委的活动点之一。从此，我们接受了新的任务：“紧急动员起来，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们在徐家汇迎接和慰问第一批进入上海市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

今迎我党建立九十周年大庆，回思往事，犹似昨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今逾耄耋之年喜见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国防强大，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民安居乐业，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