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某省的一位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进修一段时间之后，竟然不知道《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为何物!我跟很多人都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基本常识，特别是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没有理由不懂得这些!你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信口开河，张口就错!

　　战争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后来兴致勃勃地读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也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现在有人一提起理论学习就头疼，觉得枯燥无味。我青年时期原喜欢文学，也不知道理论学习的重要。我在图书馆偶然看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要树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识到理论学习的必要性，才有自觉性和动力。1952年来京后，在初中二年级暑假，我住在父亲的房间里，里面有“毛选”、马列著作等书籍，我就开始翻看，先后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都看了。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基本上看懂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懂了。

　　这可能与此前我读了一些苏联理论家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读物有关。更重要的是和我童年、少年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系。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冀南地区干革命，先后任县委、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冀南区党委的领导职务，1948年冬南下。当时我虽是个孩子，但抗日战争的无限艰苦卓绝，解放战争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也都有切身感受，革命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是1937年生人，在我未满月的时候，日本人轰炸了离我们村不远的县城，母亲抱着我在风雨中逃难;五岁时祖母惨死在日本的炮弹之下。1942年秋，我父亲等人夜过日军封锁线时警卫员被抓走后，为避日寇捕杀全家之祸，组织安排我们在根据地农村“游击”居住，是老百姓冒着风险掩护、养活了我们，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老家。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后来兴致勃勃地读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也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但我对这两个时期的历史只有一些感性认识，读了毛主席的书才上升到理性认识。

　　我上大学读的是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适值批判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所以在大学时期，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正是当时的国际形势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学好理论。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必须认真学习原著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被调到了教育部，在政策研究室重点研究一些同文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理论问题。1983年，教育部办了《教育报》，不久后我作了理论部主任，又进了报社领导班子。1985年，我作为《高等教育》杂志的副总编辑，主持工作;1987年，我任总编辑，这年教育部创办了《高校社会科学》，我也是总编辑。当时的第一主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稳定，重要理论文章都围绕这个主题。所以当时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批评自由化观点的。

　　1992年我奉调到中宣部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主任，并兼职主持中宣部理论局的工作。五年后我觉得两个重要单位兼顾太忙了，就主动让贤，提议当时的一位副秘书长去兼理论局长。1998年超过退休年龄后，我又调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长、党委书记，没有总编辑，实际上也不得不承担总编辑的任务。

　　在“两部一社”工作时期，一是出于对思想政治理论战线的习惯性关心，二是来自本职工作的需要，业余大部分时间用于理论学习研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必须认真学习原著，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实际加以运用，才能符合咱们基本路线的要求，正确地、科学地进行理论创新。如果不懂原著，也不研究实际问题，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其本质联系，不但很难有所创新，反倒必然言不及义，同马克思主义不沾边，甚至南辕北辙。

　　此外，我还有如下具体心得体会：一，结合新的实际，重点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二，结合新的实际，重点学习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两个过渡”理论。三，我感觉到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具有非常深邃的科学预见。虽然后来发动“文革”是错误的，但这个思想具有深邃的科学预见性和历史洞察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谁也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贫富悬殊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而且由此产生了许多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比如在生产关系方面，目前我们的劳资矛盾就不小。

如果领导干部连毛泽东著作都读不下去，我怀疑他们不是文化程度太低，而是不认真、不想读

　　最后我再谈一点，其实毛泽东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最容易读的。如果领导干部连毛泽东著作都读不下去，我怀疑他们不是文化程度太低，而是不认真、不想读，或者觉得毛泽东思想“过时”、“没用”。毛泽东著作的内容都是中国化的，语言基本上是大白话，他们应当读得懂。

　　其他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因为当时都是写给普通工人看的，也是很容易就能读懂的。现在理论书籍读者少，更多的是社会风气所致，包括很多领导干部，他们本应熟读甚至牢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很少读，或者有一小部分人根本就不读。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过，说某省的一位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进修一段时间之后，竟然不知道《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为何物!我跟很多人都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基本常识，特别是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没有理由不懂得这些!你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信口开河，张口就错!

　　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我觉得应该重点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我国的国情和世界形势，要重点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比如刚才我们分析现今的社会矛盾那么多，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把握了这些矛盾，我们就能够对当今社会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正确的认识，在此前提下，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无视当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世界主要矛盾，奢谈理论创新，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现在有些党政干部实际上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这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杜凤娇)

　　【采访后记】

　　在采访李长征老师的过程中，他的夫人一直坐在一旁倾听。当李老师谈到目前一些党政干部不爱读书这一现象时，其夫人再也按耐不住了，激动地说：“早上我五点半起来做饭，长征也就起来看书，多少年来雷打不动。前些日子他住院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给他送书去，其实他的身体状态根本就看不了书，可是心里头还是惦记着看书。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都不把读书学习当回事，整天琢磨着给这个领导送这个，给那个领导送那个。我觉得现在就应该由中央硬性要求：某个级别的干部必须学习某些书籍，然后严格考核，不合格者就进行惩处。”

（转引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