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明水平提高，群众越来越对保护自身利益“很在乎”，而且由于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日益复杂——能否针对利益诉求多元化，做到利益协调多样化，是执政能力的反映

　　一年一度，全国“两会”再次召开。各地的人大代表们带着深入调研中得到的民意、民智，汇聚北京集中履职，行使“公权力”。

　　利益观的丰富发展

　　行使公权力的关键词是“利益协调”。

　　利益问题，天天遇到、时时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观”既有传承，也在丰富发展。“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我们的利益观。2003年后，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丰富和发展了利益观。

　　“以人为本”，既指我们一贯强调的“整体的人”——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强调了过去曾经有所忽视的“单个的人”——宪法意义上每一位公民的利益，包括“局部的人”、“特殊群体的人”的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重视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我理解，这在我们一直强调要处理好的“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根本与具体”、“集体与个人”的“四对关系”上，有新的内涵拓展。过去比较强调前者，后者不过“融合”其中，即使说到，并不“理直气壮”。而现在的“三最”，对群众“看得见的利益”、“直接的利益”也重视了，可以大声说了。还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也体现了利益观的丰富发展。前一句话表明了党群之间“情”与“利”的联系，后一句话则指出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定政策的“第一信号”来自群众需求，并且要善于从群众中寻找、汲取智慧。

　　利益调整，有得益者，也难免有暂时的受损者，这就需要协调。当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利益协调的难度提高了。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来行使公权力，就是委托他们“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而民主的实质，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益。

　　协调“合法利益”需要智慧

　　观察公权力之协调利益，会发现一些新变化、新情况。比如，人大的主要职权立法——以法律法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正逐步从“罪与非罪”（刑法）、“是与非”的调节，转向较多地在“合法利益”之间作调节。尽管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在今年争取形成，但立法协调合法利益，会不断有新的工作要做。去年上海人大审议通过了“控烟条例”，调节的是烟民与非烟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吸烟有害健康，但在不影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烟民亦有合法权利，完全剥夺吸烟权利显然不适当。今年进入上海人大立法规划的“犬类管理条例”，也是合法利益之间的调节。10年前去欧洲，感觉那里城市街道上“车多、牵狗的人多”，想不到这种生活方式很快也在我们这里出现，不仅富裕家庭，诸多一般家庭也养狗，增加生活情趣。抽样调查的结果蛮有意思，赞成养犬和不赞成养犬的旗鼓相当，是两个“50%”；而要求制定这个条例的，则是“100%”！这类利益协调，不能搞“非此即彼”，需要立法者广泛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视目前的客观条件，运用智慧，给养犬者与讨厌、反对养犬者都留下法规制度的空间，顾及各方利益，取得社会和谐。

　　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

　　人大立法，程序多、“成本”高，而社会变动快、常会冒出新问题，因此完全靠立法，有时“远水救不了近火”。好在人大行使公权力有多种方式，运用监督职能来协调一些利益关系，是重要选择。“莲花河畔景苑”倒楼事件发生后，上海市人大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全市“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通过细致调查，指出了低价招投标有负面作用、监理作用缺失、工程量加大后建工单位资质下降等问题，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为处理好这个社会关注的事件，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随着文明水平提高，群众越来越对保护自身利益“很在乎”、对自身利益受损“很敏感”，而且由于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日益复杂——能否针对利益诉求多元化，做到利益协调多样化，是执政能力的反映。利益协调多样化，有渠道、平台的多样化运用，包括做好信访工作，在基层化解矛盾等，也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而提升协调利益的公权力的公信力，是重要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遵循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不折不扣做到“三公”——公开、公平和公正。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引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