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心理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会对社会现实产生能动性作用。准确研判当前社会心理特点，主动探寻心理建设的思路和对策，并按照心理规律开展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由心而治”，这是新时代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

从相关社会心理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居民社会心理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特点。例如，人们普遍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好经济发展大势，支持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社会心理的这些积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国家发展带来的一种心理红利。但同时，一些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一些人对家庭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满意度不高，而收入不公平感和财富再分配意愿却在升高；风险态度趋于保守，投资意愿偏低；“紧文化”与年轻一代注重独立性或自主意识的倾向之间存在张力，因而对社会包容度有更高的期待。概括来说，这些问题特征主要集中于居民个人生活层面，大多源自外部压力对自我的威胁。

因此，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大国发展的心理红利已经赋予中国人民充分的民族自尊和国家自信，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做好社会心理建设工作，提升公民个人的自尊和自信，系统营造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一是面向年轻一代，关心他们的理想追求与价值实现，保持其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年轻一代虽然不时被与“躺平”“卷不动”“低欲望”“不婚不育”“少就业慢就业”等新表达联系在一起，但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进取心并未明显减弱，二者之间并不呈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他们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少不了成长的烦恼，应更加关爱青年，理解他们的压力和不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增强其向上流动的信念。努力促进人口在国内和国际的流动，为个人和社会创造新的财富。在国内，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充分激发经济活力，建立新的增长极，培育新的资源集聚中心，创造新的人口流动目的地。在国际上，寻找新的创业目的国。可以鼓励青年将注意力从到欧美发达国家留学，适度转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就业创业。引导年轻一代随同企业出海，跟着或带着资本到海外就业或创业。另外，也要引导青年怀有一颗平实之心，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脚踏实地学习积累，不断锤炼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二是面向全体人民，建立质与量兼顾的发展观及包容平和的社会心态。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和增长有自身的限度，很难一直维持高歌猛进的“竞速”模式。当前，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量的扩张，更要重视质的提升。为此，公众要理解并树立质与量兼顾的发展观，形成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态。各有关主体可以尝试以灵活的方式压缩工作时长而提高工作效能，积极“投资于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鼓励人们重视家庭，包括做好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重视天伦之乐和子女养育，更多参与家庭和家族事务；建立现代社区共同体，打造邻里守望、社区参与、共同治理的“新熟人社会”。

三是面向全社会，建立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并重的社会秩序。举国体制、家国情怀、集体主义、国家优先是一种社会理性，一种能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性逻辑。与此同时，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须确保个体的自尊和自信，维护好社会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平衡。因此，应继续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促进社会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合理平衡。例如，应注重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尽力避免人为的资源错配，切实维护作为经营主体的企业和个人的利益，通过“藏富于民”激活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通过完善法治体系，平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以国家意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韧性。个人有尊严、人民有热情的社会心态，反过来也有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

总之，社会心态的培育和人民心理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和前瞻思考，需要战略谋划和切实行动。如何通过心理建设有效汇聚14亿多人的磅礴心理力量，这是值得各级干部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辛自强）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6月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