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特别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延及当代，强调“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要充分理解古典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必然追溯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
201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开篇点明的便是当今世界所面对的“多重挑战”：“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这种深刻的现实关怀正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背景。因此，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落点，必然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古代典籍成为后世的典范，在中国和西方可以找到相似的依据。汉语的“典”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上部的“册”是“五帝之书”，亦即具有权威性、奠基性的著作；下部最初是捧着的双手，后在金文中演化为置物的架子，表示“尊阁之也”。《易·系辞》有言：“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不可立定准也”；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则说：“典者，尊藏之册。”可见，作为“典”的书籍之所以享有尊崇的地位，是因为人们对其恒常不变的某种期待。在西方，英语的“古典”一词（classics）来自拉丁语形容词 classicus，本来是表示属于最高等级的公民，继而指古罗马学校中可作为标准文本的教材，再后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文字以及由此撰写的文学、哲学、历史等经典作品。直到今天，诸多西方高校的古典学研究仍是如此，而这些作品也始终被视为人文教育的核心。习近平主席2023年11月24日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由此可以说，以古知今、缘古鉴今，本来就是无论中西的。
古代典籍承载着人类文明最宝贵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经验，并塑造和滋养着超越时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追求。但是对于古代典籍的研究，从来不意味着崇古、拟古或者复古，古典学始终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邀请，一个开启已久并将延续到未来的对话。
如果说中西之间的“古典”曾经较多限定于各自的文明体系，那么这一狭义的理解可能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归根结底，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其实是在与“他异性”文明的“文明地”交往中得以确立。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的今天，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独善其身，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的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根本性议题。
当今的古典学之精义，恰恰在于不囿于一种文明或一国之经典，其最终的旨归必然是文明互鉴。“互鉴”一词的英译通常是mutual learning，即相互学习。然而，“鉴”字本义其实是镜子，由此延伸出观看、观照、审视等含义。据此，互鉴也许可以按照字面义翻译为mu-tual reflection。英语中的reflection恰好有映像、反射、反映、体现、反思、沉思等多重意涵，这样译解的“互鉴”就是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照鉴自己。英语mu-tual reflection的多重含义与中文“鉴”字的一字多义相似，因而二者正可以互释。从“互鉴”一词的中英文互释，亦可看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基础性共通之处。
我们主张的“文化自信”，也必然取道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对话不仅是自我表达，也是在比较中自我辨识；不仅是让他人理解我们，也是在通过他者更好理解自身。事实上，中国现代学术本身就是中西对话的产物。例如，吕思勉认为，世界上并无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但是“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所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钱穆也表示，“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
实现互鉴的重要前提和方法是比较。中文语境下，比的原义是并列、并排，比肩而行。《说文解字》言，“二人为从，反从为比”，也就是说，与“从”不同，“比”的前提是有差异，而比的关键是让我与他者相遇、共在和平等，即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汉书》载，“气同则合，声比则应”。这里的比是邻近之义。《广韵》则解释“较”为：“与校通，比较也。一人独校曰校，二人对校曰雠。”这就是汉语本身的内在结构，包含着“相与”而“共在”，而不是“由己”而“求同”的逻辑。这种“对言结构”可见于整个中国传统。
比如“相反以见相成”，在中国文化典籍中俯拾皆是。其思想原型可从《周易》说起，例如《易传·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也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在《庄子·秋水》便是“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经过详尽考察后仍相信，“阴阳消长和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从现代话语方式来看，中国文化中在讲“同”的时候，其实更多是在讲“共”。我们既可以说和而不同，又可以讲天下大同；既支持各国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命运与共、美美与共，也是因“相与”而“共在”，并非由“一己”而“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同”并非与“和而不同”相对立，由“共”释“同”恰恰是中国思想的独特性。
古典学研究任重道远，它应该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桥梁。庄子曾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郭象也说：“夫物之偏也，皆不可见彼之所见，而独自知其所知。”只知自身之古典，自身之文明，则必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自身不见他者，只相信自己而无视不同于自己的别人，正所谓“自以为是，则以彼为非矣”。缪勒（Max Müller）也曾言：“只知其一，其实是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通过世界古典学大会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就是要破解单一文明中心主义的偏狭与傲慢。
当代美国古典学研究者波尔特（James Porter）教授曾经提出：“当中国的古典学术可以大规模和欧美学术界交流的那一天，中国学者很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我们无法预料的关于古典世界的图景。……或者说，中国有潜力改变西方古典学研究的版图，中国要做的并不是去重复维拉莫威兹等欧洲学者做过的工作。我期待未来看到中国尼采的出现。”之所以要将维拉莫威兹与尼采对举，是因为维拉莫威兹正是当年批评尼采不能胜任语文学和古典学教授的人；而不同于维拉莫威兹所代表的欧洲传统，才有望“改变西方古典学研究的版图”。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古典学术的价值，认识到中国的文化经验和思想资源会改变人类文明的思考方式，这应该是世界古典学大会为我们重读“全球文明倡议”提供的独特机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汪海）